王道士

經(jīng)卷出世

雇敦煌貧士楊某 為文案，冬春間抄寫道經(jīng)以供發(fā)售，夏秋間，朝山進香者 絡繹而至，命楊于今第16窟甬道內(nèi)設案，接待香客，代寫 醮章，兼收布施，登記入帳。光緒二十六年（一說二十五年） 初夏，楊某坐此窟甬道內(nèi)，返身于北壁磕煙鍋頭，覺有空洞 回音，疑有秘室。以告圓祿。 于是年五月二十五日半夜，相與破壁探察，果見復室，積滿寫卷、印本、畫幡、銅佛等，即后來蜚聲中外之莫 高窟藏經(jīng)洞。乃取部分寫 卷、佛畫等分贈肅州兵備 道廷棟及本縣官員鄉(xiāng)紳， 是為藏經(jīng)洞文物流出之始。

流失年代

二十八年，甘肅學政葉 昌熾聞訊，次年十一月及 三十年四月和八月，先后 得敦煌縣令汪宗翰所贈經(jīng) 卷、畫像，葉氏建議藩臺將 此寶物運省妥藏，以運費 銀五六千兩無著而罷，三 十年三月甘肅布政司命汪 宗翰就地封存。汪氏責令王道士妥加保管，不許外流。三十 二年，他于藏經(jīng)洞所在之大窟前修建三層樓閣，有《重修千 佛洞三層樓功德記》記其事。三十三年三至五月，斯坦因至 莫高窟，以四塊馬蹄銀（共重二百兩）騙買寫卷印本古籍二 十四箱，佛畫、織繡品等五箱。三十四年三至五月，伯希和 踵至，以白銀五百兩騙買寫本、印本、經(jīng)卷、文書、佛畫等六 千卷，并拍攝莫高窟照片三百七十六幀。宣統(tǒng)二年（1910） 清廷學部獲悉敦煌石室文物流散消息后，電令甘肅藩司將 剩余經(jīng)卷運京保管、王道士又私藏若干。同年前后，于數(shù)十 洞窟鑿通道，使各洞相通連，大量壁畫遭破壞。修“古漢 橋’，以便利朝山拜佛者上下。又搬出各窟殘塑，造“千相 塔”之，有廷棟撰文并書丹之《敦煌千佛洞千相塔》碑記其事。 民國元年（1912）十月，日本吉川小一郎等至莫高窟， 用白銀三百五十兩騙買寫經(jīng)四百余卷。1914年，斯坦因 又來莫高窟，用銀五百兩騙買經(jīng)卷五百七十余件。曾擬重修第96窟大佛殿九層樓事未竟。歿后即葬于 莫高窟廟前大泉河東岸，同年七月卅敦煌千古事，苦樂誰心知？

社會評價

敦煌文物的流失不應該把責任歸因于任何個人，那是歷史對整個中國的嘲諷。 我們不能以一個完人的標準去審視王圓箓，他在那個時代其實真的很平凡?；蛟S只有把他放在當時的歷史情境中去理解，才能得出客觀公正的評價。日，其徒子徒孫趙玉明、方至福就其墓起塔立碑，其碑不著撰人，木質(zhì)、陰刻，今仍 嵌于原塔南側龕內(nèi)。

背景始末

藏經(jīng)洞發(fā)現(xiàn)之后，王道士盡了最大的努力，做了他應該做的一切。 首先，徒步行走50里，趕往縣城去找敦煌縣令嚴澤，并奉送了取自于藏經(jīng)洞的兩卷經(jīng)文。王道士的目的很明確，就是為了引起這位官老爺?shù)闹匾暋？上У氖沁@位姓嚴的知縣不學無術，只不過把這兩卷經(jīng)文視作兩張發(fā)黃的廢紙而已。 1902年，敦煌又來了一位新知縣汪宗翰。汪知縣是位進士，對金石學也很有研究。王道士向汪知縣報告了藏經(jīng)洞的情況。汪知縣當即帶了一批人馬，親去莫高窟察看，并順手揀得幾卷經(jīng)文帶走。留下一句話，讓王道士就地保存，看好藏經(jīng)洞。 兩次找知縣沒有結果，王圓箓仍不甘心。于是，他又從藏經(jīng)洞中挑揀了兩箱經(jīng)卷，趕著毛驢奔赴肅州（酒泉）。他風餐露宿，單槍匹馬，冒著狼吃匪搶的危險，行程800多里，才到達目的地，找到了時任安肅兵備道的道臺廷棟。這位廷棟大人瀏覽了一番，最后得出結論：經(jīng)卷上的字不如他的書法好，就此了事。 幾年過去了，時任甘肅學政的金石學家葉昌熾知道了藏經(jīng)洞的事，對此很感興趣，并通過汪知縣索取了部分古物，遺憾的是，他沒有下決心對藏經(jīng)洞采取有效的保護措施。直到1904年，省府才下令敦煌檢點經(jīng)卷就地保存。這一決定和汪知縣當初的說法一樣，都是把責任一推了之。王圓箓無法可想，又斗膽給清宮的老佛爺寫了秘報信。然而，大清王朝正在風雨飄搖之際，深居清宮的官員哪望能顧得上這等“小事”。王圓箓的企盼如泥牛入海，杳無音信。 1907年，斯坦因到來，他通過宗教精神的交流將王道士俘虜了。斯坦因說：“道士之敬奉玄奘，在石窟寺對面新建涼廊上的繪畫有顯明的證據(jù)，所畫的都是一些很荒唐的傳說……我用我那很有限的中國話向王道士述說我自己之崇奉玄奘，以及我如何循著他的足跡，從印度橫越峻嶺荒漠，以至于此的經(jīng)過，他顯然是為我所感動了?！?當時王道士把經(jīng)卷賣給斯坦因有三方面的原因：一是在長達7年的時間里，他多次求助官方予以重視，而且是逐級上報，但無人過問，致使他灰了心。二是為了完成他的宏愿，清掃洞窟，修建三層樓，架設木橋。三是唐玄奘溝通了他們的思想，斯坦因這個探險家追求事業(yè)的精神感動了他。因此他雖則思想極為矛盾，極不愿意外國人將這些文物帶走，但在無奈的情況下，也只好讓了步。 當斯坦因把敦煌文物宣傳于全世界之時，當朝命官這才懂得了其重要價值，但他們不是考慮如何地保護它，而是千萬百計竊為己有。因此，一時間偷竊成風，敦煌卷子流失嚴重，這是敦煌卷子自發(fā)現(xiàn)以后最大的劫難，后來連醉心于壁畫的張大千也加入了破壞的行列。1910年清政府作出決定，把剩余的敦煌卷子全部運往北京保存。在運送的路途中，幾乎每到一處都失竊一部分。 大量經(jīng)卷的散失，曾經(jīng)使王圓箓感到非常痛心，因為藏經(jīng)洞是他 發(fā)現(xiàn)的，多年來在他保管期間從未發(fā)生過無故大量散失的事，官方如此掠奪，又如此貪心，使他感到極大的憤慨。所以，當1914年斯坦因第二次到莫高窟后，王圓箓對他說了一段令人深思的話，《斯坦因西域考古記》是這樣記述的：“說到官府搬運他所鐘愛的中文卷子致受損傷，他表示后悔當時沒有勇氣和膽識，聽從蔣師爺?shù)脑?，受了我那一筆大款子，將整個藏書全讓給我。受了這次官府的騷擾之后，他怕極了，于是，將他所視為特別有價值的中文寫本另外藏在一所安全的地方?！倍鼗颓Ч攀拢鄻氛l心知？ 敦煌文物的流失不應該把責任歸因于任何個人，那是歷史對整個中國的嘲諷。

真實的王道士

王道士，身為道士，卻成為佛教圣地莫高窟的保護神，四處奔波，苦口勸募，省吃儉用，積攢錢財，用于清理洞窟中的積沙。為保護莫高窟，他向各級官員求助，甚至冒死向慈禧上書。他把文物賣給斯坦因等人，所得錢財全部用于保護洞窟。即使是賣出的文物，也在各國博物館得到了妥善保存。

相關爭議

余秋雨在《文化苦旅》中認為王圓箓對敦煌莫高窟文物的破壞是毀滅性的，并就此感到傷痛。然而此文在引證資料上有很大硬傷，在描述王圓箓的時候與歷史事實差距過大。此文稱藏經(jīng)洞是王圓箓一人發(fā)現(xiàn)的，這與歷史不符，最早發(fā)現(xiàn)的是王圓箓的助手楊某。 斯坦因《西域考古圖記》中說：“他將全部的心智都投入到這個已經(jīng)傾頹的廟宇的修復工程中，力圖使它恢復他心目中這個大殿的輝煌……他將全部募捐所得全都用在了修繕廟宇之上，個人從未花費過這里面的一分一銀。” 根據(jù)相關史料記載（《西域考古圖記》等），當時西方人來到中國帶走文物的時候，是持有當?shù)毓俜介_據(jù)的許可證的，并且一路受到了官兵的保護，王圓箓本身并沒有能力拒絕他們。 胡適曾在演講中提到王道士時說，王道士一開始并不知道經(jīng)卷的價值，最初以經(jīng)卷能夠治病為由向附近居民售賣，把經(jīng)卷燒成灰燼和水讓人吞服。這里的說法與之后王道士低價賣出經(jīng)卷給斯坦因可以銜接，說明王道士一開始對文物價值一無所知。